正准备参加每天一早的编前会，记者小余敲开了我的房门：“有件人命关天的大事。”
    小余接到了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电话：有一名被拐卖的妇女正准备报复杀人。这事马上被带到了编前会上，值班总编对这个线索十分重视，要求和这名当事人保持联系：“我们必须制止报复杀人的发生。”
    24小时，对小琴来说，面临的是生死抉择，是同归于尽还是相信法律之间的选择，而对于代表报社去制止这件事的我来说，这24小时承受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。在这期间，小琴随时可能脱离我的视线去实施报复，而这很有可能就是两条人命的代价。
    晚上，南下的火车很快就要进站，小琴依然态度坚决，甚至反过来劝我：“大哥，你要是真心想帮我，就不要拦我。”此时，按照报社领导的电话指示，我们已经与铁路派出所进行了沟通，警方同意通过合法的强制手段把小琴留置，但真正到了这时，我又犹豫了：小琴是有报复杀人的企图，但对她暂时的制止也无益于事情的解决。
    上火车以后，为了能盯牢小琴，我特意把小琴安排在同一个卧铺车厢。借口上卫生间，我找到了列车长和乘警：千万不能让小琴中途下车。这一晚，我几乎没有合眼，我想，和我们同一车厢的几位乘客肯定也是一夜未眠：铁路旁的路灯，一晃一晃地映入车厢，而我们不停地讲着生与死的话题。
    救命容易，医心难，积淀了10年的仇恨和痛苦，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消除的。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前两天，尚未完全摆脱阴影的小琴再次自杀，当时，小琴吞下了安定和老鼠药，在弥留之际给我发来“永别”的短信。接到我的通知后，小琴的家人赶到了她的住所，死神这才与小琴擦身而过。（详见2005年12月15日、16日一版《危情24小时》）